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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中国政府的行政效率。相对于政治领域的其他概念，如意识形态、权力来源等，行政效率是一个相对“中性”，同时也是相对“实际”的概念。行政效率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权意识形态、政权权力来源等通常较为偏向“价值判断”的因素的影响，但行政效率本身的衡量，是可以一定程度脱离这些因素的。要言之，无论一个政府被认为偏向“邪恶”或者“高尚”，亦或是处在这两极之间的某种状态，涉及到具体问题时，能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调动资源解决问题，几乎是衡量一个政府行政效率的终极标准。从现实层面讲，这种资源调动效率通常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对各行政系统及类行政系统本身掌握的资源的调动效率，还有一个是必要时政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依靠“信用”、“道义”和“感召力”等，对社会资源进行征集。对我国来说，前者指的就是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下，中央政府对直插基层的各级行政组织严密的掌控、以党控军的军队模式下党中央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国家对掌握资源的各级国有企业的调动权三者合一，而后者则指的是非常时期，我国政府“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能力。正是因为我国政府在决定政府行政效率的这两个方面都优于西方发达国家，我们才能在疫情爆发时，一方面迅速调动政府直接控制的资源，另一方面及时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发动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从而取得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抗疫成果。诚然，在疫情爆发初期，无论是对几位所谓“造谣”医生的训诫，还是“未发现人传人”的草率通报，我们对疫情的应对确实存在一些不妥，尚有许多教训需要吸取，许多经验需要总结。不过，从中央定性、武汉封城、举国资源转向抗击疫情开始，我国政府和人民体现出的高效、务实和灵活，无疑是远远超过连是否戴口罩、是否封城都需要各政治团体、各政府部门反复扯皮的西方国家的。

附：电话会议部分实录李少君：黄老师，您提了“上车论”已经一个月了，那么现在您对“上车论”是什么样的观点，您的观点有没有更新？或者站在现在的位置下，您怎么看待未来的市场？黄燕铭：我们还是坚持“上车论”的观点。2月27号，我在北京策略会上讲的观点就是，已经上车的千万不要下车，还没上车的赶紧上车。我们强调，大盘指数在2900到3200点之间会进行一个横盘震荡。横盘震荡的过程当中，大家逢低应该赶紧介入而不是退出。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基本面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政策面和各个方面的数据也没有太多变化。但是为什么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还是要继续看多呢？基于三个方面的理由：第一，宏观经济。我们宏观研究团队对宏观经济的预期跟原来相比发生了变化，我们对宏观经济的预期没有原来那么悲观，而且对宏观经济的预期有明确的上修。

行贿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抚顺中院维持原判一审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单位铁岭市扬达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单位行贿罪，应予处罚；被告人朱忠奎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系该单位的董事长，且为直接行贿人，决定并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构成单位行贿罪，亦应予处罚。

尽管日本央行在19日最新的利率决议中选择按兵不动，但该行行长黑田东彦已多次表示，对加码刺激措施持积极态度。19日晚间，英国央行也将召开利率决议，脱欧不确定局面预计令该行不敢轻举妄动。此外，当晚还有瑞士、挪威、印尼等多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然而，在国际局势错综复杂、经济数据喜忧参半的情况下，央行的“降息”法宝对经济的刺激已大不如前。“美联储这次降息并没有起到提振市场信心和压低美元的效果，反而出现美股下跌和美元走强的尴尬局面。”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美联储并没有为本次降息提供充足的理由，同时其未来的政策路径指引依然模糊，令市场感觉本次降息“十分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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